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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词人周耀辉曾移民荷兰:因香港残缺难堪 留低教学生

作者:   发表于:2020-01-13  分类:港台万象 

八九六四后为达明一派《天问》填词、浸会大学人文及创作系副教授周耀辉,曾于荷兰居住多年,他说,其实没有很强烈的「移民」、「回流」或「扎根」观念,九七前去荷兰是因为想离开一下,后来回港是希望为香港青年带来一些可能性。他对两个地方都有感情:生活悠闲、制度良好的荷兰为他带来力量和希望,让他在香港的困局、残缺与难堪中继续支撑,期望能带来微小的改变。

周耀辉今年3月接受众新闻访问,细谈他当年的移民故事。六四后辞官不干

访问于今年3月进行,周耀辉先说30年前的故事:「1989年,我在政府新闻处任职,获派英国受训,期间发生了震惊世界的六四事件,令我认为不可以再为政权做事。年少气盛的我便将辞职信传真至香港,上司挽留不果。之后两年,我同时是报章编辑、电台从业员,并步入文化艺术界。」

「1992年离开香港,有多个原因:浪漫版本是我在香港偶然认识了荷兰籍恋人,在当时移民氛围下,也不例外地想到离开;不过更真实与複杂的原因,是我少时家贫,没有机会去外国,殖民地教育令我对欧洲有嚮往,很想到外面看看;另外当时打三分工,每天忙忙忙,很想享受一下生活,放一个长假然后再看看。很巧合地,我1992年离开的日子刚巧是6月4日。」

「天地苍茫 有多少个方向 / 人来人往 只带一只行李箱 … / 此时彼岸 有多少个风浪 / 边走边唱 只带一只行李箱…」 周耀辉为莫文蔚填的歌词《只带一只行李箱》,其实也是他自己的写照:「不是深思熟虑的决定,是意气、感情、觉得要行这一步,想离开一下、看看世界,放个开心长假。当时正值荷兰的夏天,风和日丽、白天特别长,我居住的小镇到眼是无际的草原、牛与羊,生活悠闲,更像放假。」

当年欧洲对移民宽鬆,周耀辉以游客身分去荷兰,找律师做同居协约证明,得到居留身分后再多住数年便可以入籍。虽然当时没有要求新来者要熟悉当地文化与历史,他认为既然要在那里居住,就要多认识当地的人与事,于是很快便开始学习荷兰语。

荷兰小镇景色如画,周耀辉在当地生活悠闲。网上图片 毛遂自荐到荷兰电台工作

悠长假期与蜜月期也有结束的一天,之后周耀辉开始找工作。来自单亲家庭的他称,无论多意气和任性,也要以家用支持香港的母亲。虽然他离港前已得到《明报》的前辈和上司董桥在精神上无限量支持他出外看看世界,并承诺让他写专栏以赚取稿费,然而他认为要在当地生活,找到工作会更好。一天,当他扭开收音机尝试寻找英国广播公司的国际频道广播时,却偶然听到用广东话广播的荷兰新闻,细问之下,原来是荷兰的华语电台,是政府支持少数族裔广播的渠道。他于是毛遂自荐成为兼职电台从业员,之后凭着经验与表现得到取录及重用。

在鼓吹自由的荷兰,也发生了一段小插曲:「上司和我一起革新电台节目,引入平权、妇女、家暴与赌博等华人较少讨论的话题,却收到华人观众的恐吓信;连其他华人同事也威胁说,如果我不被炒,他们便会集体辞职。我相信当时自己得到器重而引起同事妒忌;另外,第一代华人移民在当地人生路不熟,恐惧、保护自己,也怕下一代变得『鬼化』,要捍卫所谓中国文化。其实香港对敏感话题的态度已经有所改变,但移民往往会将旧有文化放在冰箱内、封存不动。」

他的同事真的集体辞职,周耀辉因祸得福,可以招兵买马、找志同道合的人士合作,并且成为全职僱员,直至千禧后重返校园方慢慢将参与度减低。

冀为社会带来改变 选择回港教学 

「许多人问我为甚幺离港赴荷,我则认为,为何决定在荷兰留下才是更重要的问题。我与荷兰籍伴侣于1996年分手,心情非常低落,而且当时互联网未普及,我在香港发表填词创作的机会亦日少。没有留在荷兰的理由,我打算回港;想不到正在部署下一步之际,却又在荷兰认识了新的人,于是我很清醒地,为了喜欢的人决定留在荷兰。之后互联网普及、创作模式改变,香港的填词工作又多起来。」

长期为媒体与流行文化工作,周耀辉在经常赶「交货」的日子里再次思考,究竟自己在做甚幺。受到伴侣及其他同辈影响,他开始对学术产生兴趣,2001年重返校园成为硕士生,继而在导师赏识与鼓励下成为全职博士生,进行以文化性别为主的传播研究。这样,成就了他之后回港的另一个转捩点。

事源周耀辉对学术越来越感兴趣,加上之前已经辞掉了电台的全职工作,于是在快要完成博士以前,他需要思考下一步。他希望在大学工作,却觉得留在荷兰大学意义不大,在香港教导年轻学生更有意义。况且他离开香港已经20年,刚巧香港浸会大学人文及创作系有20个月的空缺,便抱着试试20个月的心态应徵。获取录后,他于2011年带着一只行李箱回港。

「我每周与香港学生交流三小时,用尽自己一切能力,希望可以影响他们;很开心,可以做到一点事情。20个月后大学问我是否续约,虽然我很喜欢荷兰的生活、本以为会回荷兰,但我捨不得香港学生。在香港现时的氛围下,大家仍然有希望、做自己想做的、为城市与社会聚合好的人、带来改变;我在大学里仍然有时间做一点东西。如果我离开,会觉得对不起他们。于是我一再续约,之后从助理教授升至终身制的副教授。」

周耀辉(左一)在性别研究班和学生拍摄大合照,特别强调对身体的认知。受访者提供照片

虽然进入了大学的体制,享受别人给予的安稳,但周耀辉仍然每年检讨自己的去留。「我喜欢荷兰简单、悠闲、纯粹的生活,其实不太享受香港的生活,留港是有牺牲的,与荷兰伴侣一起的时间也少了。因此我必须按时间检讨去留,不想固定自己。」

「回港前我跟自己有约定,首先,要保持荷兰人晚上不工作的习惯,晚上和周末是神圣的;但我发觉自己现在已开始有在晚上工作。第二,回港前许多香港朋友说我不会习惯香港的教学生涯,因为本地学生中英文差、欠责任感、无纪律、只管玩手机云云,因此我跟自己讲,如果有一天我也只管批评学生,那我宁愿离开;第三,如果留港会影响我的感情世界、跟荷兰伴侣的关係,那幺我会离开。」幸好周耀辉一直得到荷兰伴侣的支持,大家安排好见面时间。

周耀辉有感曾经离开香港,反而令他现在可以于香港留得更久。「曾经离开,有种逃兵的罪疚感,彷彿自己未到退休已经安享荷兰的生活,香港的朋友则继续打仗。因此回港后,我觉得更加要做多一点事情。我在荷兰支取力量,让自己继续有天真的希望。」

周耀辉续说:「我对香港和荷兰两个地方都有『家』的感情、都完全投入其中,两地的人与事我都关注,只是两个空间给我的角色不同。我享受荷兰给我的一切,由于它已经很美好,因此我更像一个懒惰的消费者。在香港,我的角色是公民,尽力令这个地方美好一点。其实我并不享受香港的生活;但正是因为它有很多难堪与残缺,作为公民更加要多作尝试。」

「举例说,香港贫富悬殊严重,荷兰则以三成、五成递增式高税率,让公民一旦生病失业或退休也有所保障,不用担心生活。其实荷兰二战后也千疮百孔,几经挣扎慢慢建立经济、富起来、改善体制与社会福利。香港呢?香港于我的一代经济起飞,几十年间生产总值极高,可是我们错过了改善体制的机会,而且无论从前或现在的政权和当权人都只会叫我们自己努力、而不会让我们质疑体制。制度一点也没有改变、甚至变得更为惨烈。我会问:为何会如此?为何我们不能变得更平等、更无忧?」

「荷兰的年轻人想过哪种生活、想唸甚幺书,大致可以做到,他们有福气、快乐指数高;唉,我们?我的学生说『甚幺输在起跑线?这已经是我的终点!』的确,生活、工作、居住环境、跟谁一起、同性异性等,社会、体制、经济、文化等都见限制,年轻人又怎幺会觉得有选择?我们的又是年轻人,人家的又是年轻人,为何这样?」

「我不忿!别人问何以我还觉得有事可做、可以改善情况?可能因为我从荷兰回来,当地社会讲理想、问年轻人想做甚幺、大家也支持。人家可以,为何我们不行?不会的!荷兰让我保持天真,我会问问题。如果我一直在香港,可能已经变得犬儒、说『还做甚幺、係咁㗎啦』等等……」

「我看香港新闻通常是迅速地看其大概,香港新闻不可以看得太多,因为会令人沮丧。荷兰的新闻也不是报道好东西,但人家会认认真真诚诚恳恳地讨论公民社会,我会从中得到正能量和希望,然后在香港继续支撑。喂,人家都可以,我们没理由不可以、我不相信! 大家都是人。 」

周耀辉搬家前,邀请学生一同告别旧居,自拍留念。受访者提供照片为甚幺要看扁?总有更多可能

「荷兰社会体制好,每个人都有较大空间过自己想过的生活;但事情总有第二面。当地社会相对稳定,大家很满足,爆发力量较小。相反,香港多矛盾与不堪,大家受压,暗藏力量与不测,但这也是香港有趣的地方;平日大家为两餐要硬桥硬马、打醒精神,结果大家真箇是『醒啲』、会『撑住』。如果我们将这种『醒』用在工作以外其他地方,或许会变成完全不同的人;我期望学生也可做到这点。」

周耀辉的确体会、感觉到香港在各个範畴的选择均越来越少,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均如是。但与此同时,2014年突然出现雨伞运动;虽然他明白不少人之后大沮丧,但他同时看到其爆发也是一种力量;正是因为爆得厉害,沮丧也厉害。「伞运的出现带给我希望,谁能说它不会再出现?我不让自己灰心,因为灰心是没有用的。我不知道世界会变成怎样,我也不是特别乐观。但我知道不做事、世界就不会变;我尝试做事。」近日,香港人真的在沉默中再爆发。

那幺,香港有没有转机?「我只知道,放弃于事无补。我自己也曾经离开、回来,自己也有不知、不测,其实世界也可能是这样,我为甚幺要把它看扁是死定的呢?我宁愿抱着『不可知』的心态而行。孔子说:『朝闻道,夕死可矣。』如果有人认为香港『係咁㗎啦』,那就是心已死,的确,这样的人很多。但我不让自己死;我认为有许多不能预测的事,其複杂性超越我所以为的。前苏联解体后,有学者研究该段历史,发现之前没有人知道苏联会解体,但它却于一夜之间倒下了。书名是 “Everything Was Forever, Until It Was No More ─ The Last Soviet Generation”,大家以为很多东西会永恆存在,直到它崩坏。我觉得这样看世界,才有自己的位置、与做人的力气。」

周耀辉在浸会大学教性别研究、歌词创作,外面的世界他控制不了,但在可掌握的课室环境内,他将之变成世界仅有的自由空间,让学生自由发言、分享创作,实践自由、平等、民主、尊重。

他希望让香港学生觉得,生活有很多可能,譬如他自己于31岁上位之时辞职,又譬如他虽然无法改变地产霸权,却认为人不一定要买房子等,以自身的存在启发他人。学生亦表示,他任教的课程令他们终于感受做大学生的滋味。他接触的学生均诚恳审视自己的生活;其中歌词班的毕业作品演唱会由学生自行筹办,周耀辉放下填词人与副教授的身分,让学生从谘询商讨到执行统统经历投票过程、学习民主的好处坏处、并体验实践民主的难度;学生也体会到,有时候自由平等不一定靠投票,在群组沟通也能学习。

此外,他参与「文艺复兴基金会」、支援「大爱同盟」的工作,并与音乐人冯颖琪合办「一人一首歌」社企。后者于去年成立,以每人均值得拥有一首自己的歌为原则,先后与大馆与康文署合作;分别在社区与大专招募对音乐创作有兴趣的人士,让他们为长者与手工艺从业员写歌,每人送一首。「我们脱离资本主义讲究歌星、销量、点击率与卖钱的原则,为平日少发声的人士写歌,这样对被写的人特别有意义。」

软实力带来转机?

1989年六四事件之后半年,达明一派推出《神经》大碟,由周耀辉填词的《天问》一曲一开首就喊道:「抑郁于天空的火焰下 / 大地静默无说话 / 风吹起紫色的烟和霞 / 百姓瑟缩于惶恐下 / 谁挽起弓箭 射天空的火舌 / 谁偷仙丹飞天 月宫安守青天 / 纵怨天 天不容问 歎众生 生不容问」。歌曲当时大行其道,于1991年港台十大中文金曲颁奖礼中勇夺最佳中文流行歌曲奖。周耀辉记得:「当时达明觉得需要对时代作出回应。你问有没有怕会被打压?没有。当时世界不一样,歌曲还在港台夺奖呢;现在已经很难想像。写词时,虽然我已经辞掉政府的工作、却尚未离职,仍然是在尖沙咀上班的公务员;做公务员也可以填这首词,现在会觉得匪夷所思。如果从这方面看创作自由,那现在是比以前『灰』了;但那又如何?」

2014年雨伞运动期间,周耀辉为《撑着》一曲填词。「我与学生一起在政府总部前面参与静坐,当时有个深刻的想法:如果1989年之后我留在政府工作,那幺到了伞运期间我或许会在上面政总处理伞运。既然自己的路怎样走也不知道,我又为甚幺要将世界看死?我很少为了一件事去写词,只想表达感觉;写这首词时,我用了意象、情境与氛围去写。『撑开新的世界 / 就会归家』,其实人人希望有新世界,才可安心回家。这是人的渴望,不只在乎佔领者,而是没有直接参与的人也会有认同感;不一定是政制,也是个人的新世界。我写词时有否担心打压?没有。」

五年后的今天,如果一切重来,会否担心打压?谈吐斯文淡定的周耀辉说:「不知道甚幺叫『惊』。」论到创作与自由的关係,他说:「从雨伞运动过度至今,未绝望的人需要找更多方法去继续,其中之一为文艺创作。民主是一个较能实践自由平等的制度与手段,人们曾经上街佔领,可是如果暂时未争取到成效,不如用其他方法试试,让自由平等可以继续。文创是另一个阵地,藉文创去体现自由、鼓吹自由、并将参与者聚在一起让他们觉得有自由与平等。这是我们非常重要的核心价值,甚至与一人一票、政制改革同样重要。」

软实力可否为香港带来转机?「可以。硬有硬做,软性的文创与教育也可以有所作为。我当然希望香港可以有新气象,但能否真正带来改革,关键在于人的质素,人嚮往的是甚幺、如何处理其他人等等。香港处于困局,而艰难之中,在个人层面下功夫都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不想破了一个困局,譬如阿拉伯之春或印尼推翻独裁,却变成另一个困局。」

如果创作自由收窄,会否因此而离开香港?「真的没有想过,或许我的忧患意识低! 我觉得还很自由。我争取的革命有很多种,譬如我一直关注的性别与情慾方面仍有很大空间。另外关于箝制,可能你会说是自我审查,但对我来说箝制是创作的挑战,令我乐此不疲。譬如如何让你觉得我没有过界,但其实我已经过了界?如果你放了许多只猫,我这只老鼠便装成猫只、混在其中。在理念层面上的确需要常常提及与捍卫自由,但从个人实践方面,正如内地人也说,其实『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有否被审查或自我审查?周耀辉说:「没有。我认为现在仍然有空间做事,要灵巧像蛇、驯良如鸽子,保留初心、天真、理想、希望以及对世界的嚮往。世界不是这样,记者你一连串问题的潜台词就是有箝制与审查。应该怎样寻找自己的空间、继续做事呢?要灵巧。我平常连在游行中叫喊口号也不擅长,反而希望多做自己擅长的,以慢慢渗透的温婉方法、软实力,在不同层面上做事。如果这是个革命,它是漫长的、无休止的、细水长流的,也是自己的革命。」

后记:访问于3月进行,当时反送中的讨论尚未引起广泛关注。后因之后连串事件,这个移民专题系列延期推出。到将近刊出之时,修例引发的事件已令社会气氛大为不同。记者在6月底再联络周耀辉,他表示没有特别补充,只寄语大家:「不能绝望 」。

周耀辉寄语大家:「不能绝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