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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责任伦理学看泛民

作者:   发表于:2020-02-04  分类:港台万象 

从责任伦理学看泛民
香港民主派的冒起,基本上全凭信念,以佔领道德高地的方式把对手比下去。情况就一如文革时候的红衞兵一样,斗左、斗激。谁够激,够左,就代表谁更正确。所以泛民的发展是不断走向政治光谱的左边。港同盟比汇点左,民主党比港同盟左,公民党又比民主党左,其后出现的社民连、热血公民、香港众志等,无一不是激上加激,左上加左。这种快速走向极端的发展,并非香港之福。
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是我们的社会只讲信念伦理,不讲责任伦理。大家只关注泛民提出的目标是否政治正确,是否符合伦理价值,就不再追究泛民发起的行动能否真的推动香港的民主进步。社会上甚少有人会从团体责任与未来责任的角度来追究行动发起者的政治责任。如是导致我们的政治圈子只比谁的信念正确,而不去比谁的行动有成效,更没有以衡量社会的实际得益的方式,向行动的组织者问责。
韦伯认为,政治伦理并非只是一种信念,它是指导我们应该如何行动的原则。因此实践上的有效性,是伦理判断的核心。判断的範围包括:行动时的能力表现,以及行动产生的具体影响。我们在衡量行动的影响时,不能只看一时一事,还得看一连串行动的累加效应,以及对群众可能产生的长远影响。
然而,这三十多年来,泛民所作的种种努力,究竟为香港的民主进步带来了些甚幺呢?是否有人应该为此负责?
泛民常把责任归咎于中共的阻挠,但中共的阻挠是行动前可以设想到,从政者不应把失败归咎于客观环境。在韦伯看来,从政者无不受到客观环境的制约,从政者的功能就是要透过对客观环境的认识,提出恰当的,可以透过努力去达至的目标。这样就可以透过高明的策略与坚毅的努力,克服客观上的困难,并最终改变不理想的客观环境。
泛民要争取的政治目标,从三十年前的要争取88直选,到今天的要推翻人大8.31的决定,都是不切实际的。即使是普通人,也不难预见,他们的诉求是不会成功的。那从政者为甚幺还要提出一个没法完成的目标?还要动员港人与他们一起去徒劳无功呢?
泛民不但在制订政治目标上不断出错,兼且在组织行动时亦毫无谋略,目标与手段极不一致。以谋求推翻8.31为例,泛民必须先弄清楚,人大常委为甚幺会有8.31的决议?要出现甚幺样的情况人大才会撤销8.31决议,然后去缔造一个人大会撤销8.31的大环境,泛民若是真的想解决问题,就只能朝这个途径去思考。
但泛民选择做了些甚幺行动呢?除了在言文上对8.31展开批判外,只是在集会游行时叫叫口号,最多是在特首选举时,要求特首候选人把反对8.31列入政纲。从未见过有泛民成员尝试与人大常委会的委员接触,游说他们认同泛民的观点。但这却是现有机制下,要人大撤销8.31决定的唯一途径。泛民可否解释一下,他们为甚幺不这样做呢?他们不这样做,是否还有更好的途径呢?如果他们只有目标,而不知道应该如何行动,那就等如完全不讲伦理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