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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法律系毕业也成为高学历难民,全球高失业率代表教育无法翻转人

作者:   发表于:2020-02-17  分类:减肥塑身 
当法律系毕业也成为高学历难民,全球高失业率代表教育无法翻转人

波林获得大学及硕士学位,修读前卫诗词。她从未想过自己会成为学术界的明日之星,毕竟东伊利诺大学不是芝加哥大学(University of Chicago),但她确实想过自己可以获得一份薪水还过得去的稳定工作。

「我喜欢美好的事物 —— 我是小小中产阶级分子,」她说。「我以为到了三十五岁的时候,我就可以穿着没有破洞的衣服,银行里还有一点积蓄,但现在的我只能在慈善旧衣回收中心 Goodwill 购物。 我穿着只要五块美元的 Banana Republic 西装夹克,而这些衣服总是很快就坏掉,毕竟之前早就经历过其他人的磨损。是我的梦想让我沦落至此。这不是什幺可耻的事情,但我确实无法不去想,我是不是哪里做错了。」

教育真的能让阶级流动,让人远离贫穷?

如今许多政治辞令谈论着该如何拓宽人民触及大学教育的机会(因为有充份的证据显示,教育程度能提升经济收入),但 在历经金融危机的世界里,良好的教育并不能让你免于在贫穷线附近徘徊。

在接受粮食援助或其他形式的联邦救援人口中,拥有大学学位的人数自二○○七年到二○一○年间,成长了三倍;接受援助的博士学位持有者人数则从九千七百七十六人上升到三万三千六百五十五人。具体而言,二○一三年领取食物救济的家庭之中,至少有二八%的家庭其成员中的最高学历为大学以上。根据肯塔基大学(University of Kentucky)经济学者的分析,此比例在一九八○年仅为八%。

这是经济「压榨」对父母与其子女造成的影响之一。

在今日的美国环境下,一个人很难将其自身享有的文化与社会地位「传承」给自己的后代。毕竟,当我们的孩子高中毕业时,他们是否有足够的经济能力来负担和其父母相同程度的教育?或甚至是研究所?他们是否能保有和父母一样的社会信心,亦即对自己工作能力的信念?他们还在乎所谓的「职涯曲线」(career arc)吗?

高知识分子正在向下流动

如同波林之于她所任教的学校,高等知识分子贫穷者普遍藏在美国这个国家内。

「没有人知道或在乎那个住在拖车停车场里的我,拥有博士学位,」住在俄勒冈尤金(Eugene)、抚养一名孩子、曾经在大学里教语言学,如今却依靠福利与食物救济维生的兼任教授佩特拉(Petra),如此说道。

明尼苏达的图资管理员和网站开发者米雪儿.贝尔蒙特承认,很少朋友知道她的经济状况如此窘迫。她说:「每一个美国人都认为自己是暂时经济拮据的百万富翁,我也不例外。」

这些教授与其他受过教育与培训的工作者,面对的是中产阶级流众最典型的困境:债务、工作过量、孤立无援、以自己的贫困为耻。 他们甚至没有什幺休息时间,像是和伴侣喝着爱尔淡啤酒的约会,或和朋友谈论自己的困境并交换八卦的聚会。他们几乎不放假。

在这些人之中,许多人都表示儘管父母的学历或许不如自己,却拥有更好的经济条件。当我在和这些中产阶级流众交谈时,总会听到他们不断责备或嘲笑自己。追求崇高的职业与想要美好事物的欲望,难道错了吗?他们觉得自己错了。

他们的人生自然也不像那些年纪较长且生活更有保障的同事们,更遑论与自己原本预期的轨道,有多大的差距。

波林透过网路,和一群与自己出身相仿的同伴们保持联繫。其中一个是她在大学时期认识的朋友,叫贾斯汀.汤玛士(Justin Thomas),拥有历史硕士学位,现在于帕克兰学院(Parkland College)及湖滨学院(Lake Land College)担任兼任教授。

在这些离芝加哥三个小时车程的学校里,汤玛士每个学期会开四至六门课,而湖滨学院会付他每门课一千六百七十五美元,帕克兰学院则为三千一百美元。在每个学期开始后的一个月,他会收到薪资,而在收到薪资之前的四週里,他的两个女儿每天晚餐都是起司通心粉和烤马铃薯。

(由于他没有取得两个孩子的全部监护权,因此没有领取食物券的资格。)「我会对她们说,『对不起,我实在没办法帮妳们买其他东西,就连冰淇淋都不行。』」

他说,并在继续开口前,哽住了一会儿:「对我来说,要想帮女儿达成梦想,就必须放弃自己的梦想。」儘管他会在夜里到父亲的工地兼差,但手头依旧很紧。「我很想让女儿去上音乐课,她真的很有天分。但现在的我没有任何资源,能让她充分发挥自己的天分。」

当法律系毕业的学生也成为高学历难民

然而,受过高等教育却向下流动的大学教授们,并非偶然的现象。 其他受人尊敬的职业,也正在失去昔日的光环。 根据全美法律就业协会(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Law Placement)的调查,法律系毕业生的就业率从二○○七年的九二%下降到二○一二年的八四.七%,并来到二○一六年的八七.五%。而二○一二年法律学系生的平均负债金额为十四万美元,与二○○四年相比,上升了五九%。

在经济衰退期间失去工作至今依旧没能重拾工作机会的行业,还包括了建筑业、市场调查、资料分析、书籍出版、人力资源和金融──儘管这些工作的就业条件或吸引到的人口,往往是具有硕士学历者。

对我而言,让此种压迫更为严重的元兇之一,是那句经常浮现在我们耳边的呼告:「做你所爱」(do what you love)。

这句话总是劝诱着中产阶级,要他们勇于追求自己的梦想。出于好意的精神导师和企业们,频繁使用这句格言。我自己也经常听到这句话。那些总爱劝别人「做你所爱」的人,成功地让自己看上去令人称羡,并从底下的员工身上榨出更多劳力。这则忠告的目的原本是想推翻过去总认为工作是一种职责、一种屈从而非激情的想法。

工作对于一个人的人格,以及其内心对于重要性、价值观的形塑,有着愈来愈显着的影响。然而,有些历史学家并不认为这是一种常态。 反观上一个世纪,人们之所以工作,往往是出于经济压力,而他们心目中的天堂,是一个不用工作、流着奶与蜜的土地。(贵族们自然是希望什幺事都不用做,凭着自己的家产而活。)

在如今这个有时被我视为「中产阶级终结」的年代,选择养育孩子无疑会动摇那本就不稳固的结构:我们就像是在玩生存叠叠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