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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荫权终极上诉得直 终院指原审指示不足 撤公职人员行为失当定

作者:   发表于:2020-02-25  分类:减肥塑身 

前特首曾荫权就一项公职人员行为失当罪上诉至终审法院,今天获终院5名法官一致裁定上诉得直,一併撤销定罪及判刑;由于他服刑完毕,终院认为如果就控罪重新审讯,并不符合公义要求,故不作重审命令。

曾荫权2012年被控3项控罪,包括一项行政长官接受利益,以及两项公职人员行为失当,原审仅裁定一项公职人员行为失当罪成。终院判词指,该项公职人员行为失当罪的控方交替案情,建基于行政长官接受利益罪,然而,在未能确立贪污的情况下指控他行为失当,原审法官有否正确地指示陪审团处理「明知故犯」(wilful misconduct)及「严重性」(seriousness)两个元素便是关键,而终院法官认为,原审法官就两个元素给予陪审团的指示都不足。至于曾荫权的行为是否构成公职人员行为失当,终院认为,去猜测不存在受贿的情况下,控方就公职人员行为失当罪的案情会是怎样,是没有作用的。(It is unproductive to speculate about the shape of a prosecution case on Count 2 in the absence of a charge of bribery.)

曾荫权(中)与家人正身在外地,未有到庭领取裁决。他透过公关发表声明,表示担心其入罪成为先例,公职人员会为了过份的避嫌而不再积极参与决策,导致施政失效。资料图片

曾荫权2012年起捲入渎职案,当时他被控3项控罪:

控罪案情原审裁决一:行政长官接受利益任特首期间接受深圳福田东海花园单位的装修工程,作为他考虑及决定雄涛广播申请声音广播牌照的报酬陪审团无法达成裁决二:公职人员行为失当以特首及行会主席身份参与发牌决策时,没有向行会申报或披露他与雄涛主要股东黄楚标就东海花园的往来 罪名成立 三:公职人员行为失当任特首时提名设计师何周礼授勋及嘉奬,但没有披露或隐瞒何周礼为其东海花园作室内设计罪名不成立

就第二项控罪、公职人员行为失当罪,曾荫权最初被判囚20个月及支付500万元讼费。他其后提出上诉,被上诉庭驳回定罪上诉,但获减刑至12个月、讼费减至100万元。曾荫权去年获批上诉至终院,期间继续服刑,直至今年1月刑满出狱。终极上诉审讯在5月14日进行,由首席法官马道立,常任法官李义、霍兆刚、张举能,以及非常任法官纪立信一同审理,并于本周三(26日)颁下一致裁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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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院判词指出,案件的争议,在于控方的首要案情(primary case)指曾荫权与黄楚标之间的交易具有贪污成份(第一项控罪),曾故意不披露与黄的租约,目的是隐瞒其收受贿赂(deliberate concealment, the object of which was to hide the bribe),因而构成公职人员行为失当(第二项控罪)。若有关案情获接纳,第一及第二项控罪乎无可避免地会同时被定罪。然而,陪审团就第一项控罪无法达成有效裁决。

就第二项控罪,控方的交替案情(alternative case)建基于首要案情,而原审法官给予陪审团去考虑第二项控罪的指示,亦是基于控方的首要案情。终院法官认为,控方就第二项控罪的交替案情本身模糊不清,而原审法官给予陪审团的指示亦受限制(The prosecution's alternative case on Count 2 was so nebulous, and the directions were so confined),原审法官并没有阐释一些非贪污而行为不当的可能性(the possibility of some non-corrupt "impropriety"),只是指示陪审团考虑第二项控罪的基要详情,是否未有申报或披露,或有意隐瞒。

终院指出,要就公职人员行为失当定罪,要考虑的元素包括「明知故犯」(wilful misconduct)及严重性(seriousness),原审法官有否正确地指示陪审团处理「明知故犯」及「严重性」两项元素亦是上诉的重点。

「有意」不披露利益不一定是「明知故犯」

判词提到,原审法官向陪审团解释「明知故犯」元素时,指「明知」(wilful)可以理解为「有意」(deliberate),而不是意外(by accident )、无意(inadvertence )或疏忽(oversight )。但终院法官在判词指出「明知」(wilful)与「有意」(deliberate)存在分别,指一个不披露资料的决定可能是故意的,但亦可能是由判断错误(an error of judgment)造成的。

终院解释,当一个决策者经考虑而未有披露利益,可视为「有意」,但不一定是「明知」,因为该决策者可以不知道或不认为他有义务作出披露,或者忽略了披露的责任。(A failure by a decision-maker to disclose an interest in the subject matter of the decision may be deliberate in the sense that the decision-maker thought about disclosure and decided against it, but not wilful because the decision-maker did not know, or believe, there was an obligation to disclose in the circumstances of the case, and did not disregard the risk of there being such an obligation. )一个有意识地作出的不披露决定,即使判断有错误,也不等同一个「明知故犯」地不披露的决定,亦不等于隐瞒。因此,终院认为原审法官就「明知」这元素给予陪审团的指示不足。

未能确立受贿下,陪审团须评估行为不当的严重性

终院法官认为,如果案件已确立贪污、第一项控罪成立,便顺理成章确立隐瞒的动机是贪污,第二项控罪中的「严重性」元素则毋须多作解释,原审法官就两项元素的指示亦无关紧要(immaterial)。不过,在未能确立受贿的情况下,陪审团在评估曾荫权偏离其职责的性质、程度及可能导致的后果的严重性时,便必须考虑不申报的动机、有什麽必须披露、以及不披露的后果。(When corruption was taken out of the equation, then an evaluation of the nature and extent of the appellant's departure from his responsibilities, and the seriousness of the consequences which might follow from his omission required consideration of the motives behind his omission, what it was the appellant was required to disclose, and the consequences of non-disclosure.)但原审法官并没有向陪审团提供相关指引,对于「严重性」的指引并不足够。因应原审法官的指示不足,终院决定撤销曾荫权公职人员行为失当的定罪及判刑。

终院法官在判词末部表示,考虑到曾荫权的社会地位,社会大众会有兴趣知道对于他的控罪是否成立。终院指,就受贿罪而言,陪审团两次都无法达成裁决(hung jury),证明不可能作出决议;至于公职人员行为失当,终院认为,去猜测不存在受贿的情况下,控方就公职人员行为失当罪的案情会是怎样,是没有作用的。(It is unproductive to speculate about the shape of a prosecution case on Count 2 in the absence of a charge of bribery.)受贿成立与否,指控行为失当所需要的可接纳证据会有所不同,控方需要更明确地阐明「行为失当」是什幺。(The admissible evidence in such a case may be different, and the particularisation of the alleged "impropriety" would come into sharper focus. )

梁家杰:终院技术上击倒控方及原审法官

港台引述资深大律师、公民党主席梁家杰回应裁决,指今次结果是终院技术上击倒控方及原审法官。至于曾荫权是否沉冤得雪,则见仁见智。

梁家杰指出,如果原审法官跟足终院现时指引,包括让陪审团考虑曾荫权是否涉及「明知故犯」等,最终会否被判有罪,仍是未知之数。他认为,按照终院裁决的论述及原则,律政司日后如要控告无受贿公职人员,纯粹因没有披露而行为失当,是需要三思。

民主党立法会议员林卓廷回应众新闻查询时表示,终院因应原审法官就公职人员行为失当控罪中「明知故犯」及「严重性」两项元素给予陪审团的指引不足,才裁定曾荫权上诉得直。惟他提醒,曾荫权胜诉不代表公职人员处理利益冲突时不需申报,公职人员仍应尽量避免利益冲突。